Cehui8訊 李小文先生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遙感學家、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原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所長，原電子科技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院長，北京師范大學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地理學與遙感科學學院名譽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因病醫治無效，于2015年1月10日13點05分在北京逝世，終年67歲。

 李小文先生于1947年3月2日生于四川省自貢市。1968年畢業于電子科技大學（原成都電訊工程學院），1978年考入中國科學院地理所二部（遙感所前身）攻讀碩士學位，次年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地理系留學，1981年獲地理學碩士學位，1985年獲地理學博士學位和電子工程與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1986年底學成回國，任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圖像處理室主任、中國科學院遙感信息科學重點實驗室研究員。1999年至今就職于北京師范大學，1999年創建了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研究中心。200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2-2007年任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所長，2003年聯合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和北京師范大學組建遙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2005年組建教育部創新團隊，2012年兼任電子科技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首任院長。

身后評說

  1月16日上午9點左右，李小文的告別時間。告別的隊伍排了很長，延綿三百多米，一直延伸到廣場的外面。一位前來道別的教授在我們身后喃喃自語：“我還從沒見過這么多人來的告別會。”人群并沒有隆重的哀傷，寒冬的早晨，人們排在隊伍中，平靜等待著依次送別這位67歲的學者。仿佛是某種默契，構成了平淡的氛圍。熟悉李小文的人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他走得快，沒有太長久的痛苦，也算成就了他的傳奇。”一位與李小文從美國留學時代起便是好友的科學家告訴我：“我覺得小文現在挺好。在國外，一個人去世是可以為他唱歌的。他這個人的一生是值得慶賀的。”直到進入禮堂，在哀樂中目睹他遺容的那一瞬間，人們才被一種永不再見的悲傷擊中，在與他的家人一一握手后，一些人無法抵御地低聲啜泣起來。

美國歲月

  成就李小文傳奇的最重要故事，發生在美國。正是他在美國創立的李-Strahler幾何光學模型，奠定了他成為院士的國際學術地位。與他共同建立模型的艾倫·斯特拉勒比李小文年長幾歲，兩人是亦師亦友的關系，艾倫現在波士頓大學任教授。在電話里，他仍如歷歷在目般回憶起他記憶中的李小文。“小文是1978年來加州圣巴巴拉分校實驗室的六個中國學生中的一個。那時的他，比其他幾個中國學生要年長，安靜、羞澀，也很嚴肅，對自己的聰明才智還不自覺，也有一些初次出國的不自信。他的英語發音不是很好。在我的印象里，他有一只眼睛的視力也不太好——有時閱讀資料時，他需要取下眼鏡，把紙張拿得更近一些看。他是個獨行俠，基本總是獨處。他時常在實驗室待很長的時間，也經常工作到深夜。早晨見到他的時候，他時常因為剛工作了通宵而顯得睡眼惺忪。”

  斯特拉勒把創建理論模型的功勞基本歸功于李小文。“李-Strahler模型誕生于他對衛星數據的分析，原來的數據系統所成的數字圖像像素很低。他逐漸從衛星捕獲的森林陰影的圖像中，發現了有趣的規律。他利用森林的幾何結構特征，定量刻化了太陽光在森林環境中的光輻射傳輸過程，從而增加了對光與森林的交互作用機理的理解。我的角色，就是與小文一起發展他的模型。實際上，小文才是這個模型的真正創立者；因為他很羞澀，所以我就成了一個向外界傳播他的理論的發言人，在各種學術會議上通過做學術報告，讓人們理解它的深刻內涵。”“1985年，這個模型一發布，就在美國學術同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也有人提出疑問，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一些別的理論顯得更好。我向他們解釋，小文的理論是一個簡單的理論，它的美感正在于它的簡單性——你可以根據不同的情形將這個理論復雜化。李-Strahler模型被應用在了宇宙飛船上的一些圖像矯正工具上，根據這種模型，也產生了一些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地球監測系統分析地球表面圖像的產品。后來的學生又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模型，增加了模型的精度和實用性。”宮鵬向我解釋，這個理論模型，“只有學過電子學的人才能做得出來，還要有數學功底和很好的物理功底。這個模型要解方程，要做復雜的三維幾何的東西，僅僅是地學的背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而“小文在國內時，在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學過電信工程，搞的是電子。他原來的專業是信號處理、無線電等，而這方面的基礎，能夠支持他去做出這個模型”。

  10多年后，正是這個在美國創立的李-Strahler模型，奠定了李小文被選為院士的學術地位。加拿大皇家科學院院士陳鏡明這樣向我評價李-Strahler模型：“它被譽為20世紀定量遙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他向我回憶道：“1995年，我還是加拿大遙感中心的一位研究科學家。我邀請小文來做一場講座，由于他的科學影響力，那場講座吸引了特別多的聽眾。他說得語速很慢，也帶一些口音，但觀眾們對能夠聽到他講自己對遙感科學的洞見，感到很激動。講座結束后，我為他主持了一場派對。在派對上，他談了很多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他說，他對世界的哲學觀是植根于中國文化的。他對中國歷史與文學的深厚學養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宮鵬回憶說：“2000年的時候，他好幾篇文章引用都上百次。那個時候在中國遙感界，還沒有什么人比得上他。”

  留學時代的生活是清苦的。宮鵬告訴我：“他那批人都是國家的公費，國家每個月給錢。那個時候每個月大概一個人400美元，當時國內教授400元人民幣都拿不到。國家投了很多錢，但在美國的生活還是初級，基本上夠租房子用，得自己做飯。”李小文生前曾在一次采訪中回憶：“在美國時，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讀小說。圖書館里專門有一層樓是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家的小說，我當時是第一次見到這么多小說。他們的圖書館是開架式的，借多少都沒限制，我每次都提著旅行袋去借書，一次借一袋。我當時最喜歡讀金庸，最喜歡《笑傲江湖》里的令狐沖。”“該做的事情做了，有時間就看看小說，這可能是知識分子最大的樂趣。”

  “在美國時，小文曾經把他的太太接了過來，帶著他的兩個女兒。他太太在美國找了一份工作，這個家庭在美國逐漸興旺起來。”斯特拉勒向我回憶。李小文為什么回國？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也不是完全沒想過留在美國，只是當年是楊老師(楊世仁)把我們三個人送出去的，后來楊老師當了所長，叫我們回來，我們三個就都回來了。不是我們覺悟高，是楊老師個人感召力強。當然，作為國家第一批公派出國的留學生，總覺得花了老百姓很多錢，不回國問心有愧。”而斯特拉勒回憶，有一段時間，“李小文開始在中國與美國之間兩頭跑，3個月在美國，3個月在中國，直至后來完全回到中國”。他強烈地想回中國，也對中國的需求非常了解，他想做出一些貢獻。如果說在美國，他還因為英文口語的表達受到一些限制而顯得羞澀，回到中國，他就不再是一個含蓄沉默的人了。他非常聰明，他很理解思想的力量，特別是科學思想的力量。在中國，他能夠用這種力量去影響他人、說服他人，獲得資源。”宮鵬則告訴我，中國文化對李小文有一種不可割舍的吸引力。“小文在國外，喜歡寫小文章，有個華人的編輯群落，做華夏文摘，都在Unix系統上。他寫了好多漂亮的小文章，一會兒插隊，一會兒下放啊，在稻田里他想什么啊。我們就跟他說，小文什么時候給我們看看集子。他太太吳老師就說，都給他攢著呢。1994年，我擔任中國華人海外地理新系統協會會長的時候，他就加入了，在華人圈子里很熱心。”

  艾倫告訴我，1995至2005年，是中國遙感科技的“爆發期”，中國遙感水平迅速追趕美國，在技術與設備上幾乎并駕齊驅。這段時期里，李小文的工作重心都在中國。2001年，他順利當選院士。

院士的角色

  幾乎所有我采訪的人，都有些猶豫、最終卻不約而同地告訴我：“李老師不是一個特別擅長處理復雜關系的人。”這并不是一個太意外的答案。一個極富個性、特立獨行又熱愛自由的人，怎么會在處理人際關系上如魚得水呢？

  李小文指導的一位北師大博士告訴我：“可能是因為李老師長期在國外，受到美國的熏陶要多一些。他經常說‘有教無類’，無論做哪一方面、什么研究，他都給你支持，都讓你去做。遙感是一個交叉學科，都來自不同學科背景。他指導學生，從來不會因為，我的這些項目是做這些事情的，你們就要做這方面的事情，一二三四去做。他從來不給學生限制。你只要有好的想法，去找他討論，他覺得不錯，都會鼓勵你繼續做下去，而且會給你一些實質性的指導和支持。”“他的領導風格可能比較偏向于民主多一些，集中少一些，大家商量著來做。不像有一些地方，可能領導認為自己的思路正確，就會要求大家去做，去分割做一二三四方面的事情。”這種寬松的治理方式，作為一名學者，無疑是十分成功的。但作為一位院士，也許任何一位局外人都并不真正完全知道他的處境。好幾位對李老師熟悉的學者都這樣告訴我：“他管理方面的能力，可能比學術方面要弱一些。他是個學者型的科學家。你讓他去做行政機構的管理，可能是有些超乎他的能力范圍，更并非他心之向往。”

  李小文指導的99級博士肖青現在是中科院遙感所的研究員。李小文主持的“973”、“863”等工程的不同項目，肖青一步步跟著做過來，成長為課題負責人，然后開始管理一些項目。他告訴我，李小文基本采取的是宏觀管理的領導模式。“我們做遙感實驗，一些太細的東西他不會去管。有些時候宏觀上，他會把握，他一直強調，做實驗要心中先有模型，對整個宏觀的科學體系有個初步的概念，成果會更好一些。我們在1999年去禹城做實驗(那時李小文還不是院士)，李老師就在那兒親自測量一些東西。我們做‘973’實驗的時候，在黑河流域，對整個的實驗設計、實驗規劃他都是全面了解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每個時期他感興趣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他在有些領域會開拓一下，然后有些人能頂上來，他就是宏觀指導了，不再親力親為。對一些新興的領域，他也比較敏感，去年的土壤重金屬污染調查，他非常關心，關系到國計民生，科研也會有做相關的東西。”但只要涉及教學與學術，李小文都是學者本色，親歷親為。“很多細的方面他還是親力親為的。我自己遇到問題就去先生家，我們都很熟悉他們家。一般是先通過郵件，有一個大概了解，然后到那之后能繼續聊，怎么解決。包括后面一些李老師指導的博士生、研究生，李老師都非常喜歡和他們探討問題，有時候具體問題學生拿不準，我直接讓學生找李老師，對學生的指導工作他都親自進行。”肖青說。

  2004年，宮鵬從美國回到中科院遙感所。“當時小文是所長，我是遙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第一任主任。我們共事6年，其中4年他是我的直接領導。”宮鵬說，“他當時已經是院士了。但我作為他的多年朋友和合作伙伴，沒有看出外面有多少改變。當一個遙感所所長就不是簡單的事，他是有自信去駕馭復雜的局面的。他基本上采取了放手的領導方式，‘無為而治’，對大家的學術追求不加限制，盡量鼓勵支持，不與同行爭搶項目。他有時還是很有點江湖氣的：誰誰誰，你負責做這一塊，誰誰誰那一塊；這個事你可以指揮誰誰，辦公室主任可以調動，或者科技處長要聽你的。他能造出這么一種文化來，讓遙感所有些人覺得自己還挺重要的，很有意思。我想，自己不承擔項目這一點，他可能受到他之前所長徐冠華的領導風格的影響。徐冠華老師到遙感所后就宣布：‘我自己不承擔項目，不申請項目，幫所有的人申請項目。’項目都是別人的，所長并沒有承擔。”與他亦師亦友的艾倫·斯特拉勒在2005年之前，雖然很多次在美國和中國與李小文見面，“卻一直沒有聽到他談起過自己當選院士的事情，知道這件事都是很久以后了”。“我也從未覺得他與別的科學家有什么不同，也從未覺得他有過什么改變。”艾倫告訴我，“我知道中國的院士有任命與領導的成分。但我想，小文所扮演的領導角色，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以自己的性格和科學的理念，去影響遙感基礎科學的走向。”

  李小文雖然不長于管理之道，但卻是一個非常智慧的人。正如肖青所說：“他有一種出世的精神。出世能看得更遠。”“小文和美國意義上的純粹院士其實沒有什么太大區別。”宮鵬如此向我評價他，“他堅持生活要簡單，走到哪兒也不想穿西裝打領帶，走到哪兒都想穿拖鞋光腳丫子，他不愿去弄那些形式。這是他堅持的一種生活方式。他如果執著于這個東西，那他在很多方面也會有執著。即使當了院士，去哪兒做項目委員會專家或組長，他想的都是那種簡單的生活方式。”（Cehui8 山澗）